自从9月份我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来，我校组织副处级以上干部继续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等内容，通过个人原原本本自学、主题党日活动促学、主题教育读书班共学、专家专题导学、集中讨论研学、夜学夜考检学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等丰富多样的学习形式，对主题教育活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主题教育活动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通过学习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就是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奔着问题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予以整治，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通过“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使每一位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主题教育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要求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调查研究是其中重要环节，对提升学校决策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一、调查研究既是主题教育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必须要求

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精练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此基础上，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加强调查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对此，习近平同志曾有许多重要论述：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

调查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可以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干什么。从而，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做实一件事，赢得万人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经常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

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学习时报》2015年9月7日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二、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这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

在调查研究中怎样“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堪称典范。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根本上讲在于他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又与他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从而真正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为此制定出比较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密不可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期毛泽东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活动：

 

在毛泽东当年所进行的农村调查中，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和同年10月的兴国调查，甚为详细。他这两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会方式。寻乌调查会开了十余天，兴国调查会开了一个星期。在调查会上，他自己既主持会议又亲自记录。

“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

——毛泽东：在广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认为，调查会要开出成效，调查对象应具代表性和广泛性：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

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他依据调查得到的材料，在第一反“围剿”战争的空隙，写出了《寻乌调查》。这个调查报告，设有5章39节共8万余字，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毛泽东着重调查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县城的人口成分及其政治地位；

（二）县城的商业情况；

（三）旧有土地关系 ；

（四）农村剥削状况；

（五）正在进行的土地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 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还了解到：

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农村调查，同样颇为深入。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作了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他找了八个刚刚参加红军的农民，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调查会的地点是新余县的罗坊。

兴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八户农民。对于这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中农与贫农参加革命之所以很勇敢：因为这两个阶层在革命中是得利的。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的利益： 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斗争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由”了老婆（江西农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毛泽东后来说： 无产阶级（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二者缺一，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发现区乡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些弊病：

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有群众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时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时理也不理，还要说群众“吵乱子”。

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群众想买没收的东西，如果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只有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指定，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如果说主席赞成某人的举手，而有些人没有举手，那么就说这些没举手的人是AB团（AB团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组织）。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他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序》（1941年3月17日。

三、做到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政治局就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

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对于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曾有过深刻的教训，1958年发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由这年的“大跃进”运动引发的。为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在很短的时间里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强烈的赶超思想，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重要原因。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超英赶美”时间表：

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主要是钢产量）；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十五年赶上英国，再用二十至三十年赶上美国；

1958年4月，冶金部负责人提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

1958年5月，国务院一副总理报告：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1958年6月，国务院另一副总理报告：两年到三年赶上英国。

随着“大跃进”进入高潮，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经成功找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有必要从现在起就考虑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由于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公社，因此，1958年春夏，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就已有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陆定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1958年5月19日）

受此影响，八大二次会议后，一些地方开始将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大社，并将之命名为公社，如辽宁安东县的“前阳公社”，浙江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河南鲁山的“人民生产公社”，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公社”，以及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 。在这种背景下，这年8月，毛泽东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进行了一次调查。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对话：

……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毛主席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

8月9日零时3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兖州，在专列上同当地干部谈话。当问到粮食产量时，滋阳县中匈友谊农业合作社支部书记周庆和说，他们社今年亩产1500斤，明年小麦可达3200斤。滋阳县长安农业合作社社长扈镇才表示，他们社今年亩产1080斤，明年小麦亩产计划2500斤。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考虑过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周庆和与扈镇才回答说：多了好，群众吃饱了都卖给国家。毛泽东说：北京、上海、济南反正都是这样多的人，国家能卖多少？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说：多了还可以出口。毛泽东说：出口也不要那样多，美国的粮食就无人要。

谈话中，毛泽东问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社大了好，社小了好？王回答说：社大了好。准备成立5000户的一乡一社。毛泽东说：这个我高兴。毛泽东又问了两个社干部：你们说社大了好，小了好？两位社干部回答说：大了好。毛泽东说：可以搞大一点，搞五六千户、万把户。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果真相信亩产万斤吗？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于是有了亩产七八千斤的小麦，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水稻。那么，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时对这类高产“卫星”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他果真相信那些离谱的高产“卫星”吗？

毛泽东虽然相信1958年粮食将获得大丰收，但不可能相信亩产万斤。他之所以没有对那些高产“卫星”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默许了这些“卫星”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虽然清楚“大跃进”中存在虚报浮夸，但觉得“大跃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种现象。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进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1958年9月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要光吃饱。每顿都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山珍海味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一年吃两次，国庆节、五一节吃吃山珍海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吃的花样更多，而不是更少。就是说不是现在这样只是吃馍，一顿吃一斤，将来一顿吃两片馍就够了，主要吃肉食、吃青菜。就是吃的方面，吃要吃得饱、吃得好、吃的花样多，适合于每一个人。

第二是穿，也是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式各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绒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办不到，因为没有那么多狐狸。因此就要发展狐狸，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不行，不养老虎没有虎皮。总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这就看我们养的狐狸多少来决定。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第四个五年计划，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人民公社通通是高楼大厦，通通是现代设备，并且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园，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要现代化，要比现代化的城市还好。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赛跑也不行，光坐汽车、火车，那两条腿也成问题了，腿越来越小，身子越来越大。所以每天要跑步，每个人要赛跑，要开展体育运动。但除了赛跑以外，要到什么地方去就有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第五是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能够上台演戏。将来要出几万个常香玉，几万个梅兰芳。每个人都是作家，都能够写文章，都能够写剧本，都能够写大的马列主义著作，都能够搞科学研究。每个人都是体育健将，我们把全世界的体育冠军通通拿回来。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样几条：吃、穿、住、行，加上文化娱乐、科学研究、体育，这些总起来叫共产主义。这些看起来在我们国家是很快，不是遥遥无期，不仅在座的同志，你们大多数都是中年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可以看到。北戴河会议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其突出表现是：

首先是一些地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大刮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共产风”；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别人家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公社只剩下一条还没有“共产”：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位副书记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不共产，说还得请示县委才能答复大家。

其次是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所谓实行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与工资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加之大办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的吃饭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为什么建国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没有取得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大的成就？

原因之一：执政之后，行动不自由了，接触群众不容易。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

原因之二：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很少召开寻乌调查时的那种座谈会，并没有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1958年8月的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调查就是典型的例子。

原因之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虽然也作了些调查，但有的调查是先有判断和答案，调查是为了论证判断的正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干部投其所好，没有调查到真实情况。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

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加强调查研究，将之作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做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习近平语）